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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安:一位资深知识产权法律人的30年选择
Date:2017-07-19



    来源:公司法务 时间:2017-01-24

    人生很难被计划,更不会简单的按计划那般行进。不过,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选择塑造了人生,并且选择本身也将反映出我们究竟是谁。
     

    文 | 汲东野



    时光悠然,1986年大学毕业至今,张为安已经在法律领域工作了整30年。

    他把17年的时光给了美商强生公司;把8年的时光给了美商通用电气公司(简称GE),担任总部驻亚洲地区高级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仅留1年半的时光给家人和自己。

    除此之外,从2000年起,张为安还一直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简称“品保委”)做纯义务的工作。张为安是品保委的创始成员之一,于2003年到2013年期间被选任至品保委主席;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担任品保委的荣誉主席;于去年底再度获选担任品保委2017及2018年主席。

    每天只能睡4个多小时,这样的生活张为安就持续了十余年。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角色,然而却牺牲了太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2013年,一场美国大学参访旅行中,儿子与他互动时的冷漠,把他刺醒了,“突然让我体会到,这么多年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在工作中了。”于是,他选择暂停了在GE和品保委的工作,“陪陪家人、读读书,做自己的事情。”

    尽管有短暂的离开,但是张为安并没有脱离知识产权领域。“外界知识产权领域还是有很多人邀请我,我经常以个人身份出席这些会议。那段时间,我做的事情比较偏重学术研究、个人兴趣和与家人相处。”

    短暂的休息后,张为安恢复了工作。现在担任美商L Brands 集团(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母公司)的董事长特别顾问,“公司允许我能在方便的时间、地点工作,这个决定给了我很大的信任与弹性。”张为安说。

    人生很难被计划,更不会简单的按计划那般行进。不过,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选择塑造了人生,并且选择本身也将反映出我们究竟是谁。

    张为安的选择,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他是谁。

     

    初识国内知识产权立法、执法

    “只要脚踏实地努力,总会有收获的。”

    “我是美国强生公司成立100多年来,第一个从美国本土之外招聘到美国总公司的总经理级别法律顾问。”张为安会这样介绍自己。不过,对于大多国内的法律人来说,张为安的“闪耀”最早要追溯到1997年、1998年期间,强生总部希望张为安去新加坡设立亚太地区的法律办公室。

    不过张为安没有简单的服从于这个安排,而是提出建议,在上海设立这个总公司法律部驻亚洲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总部退而求其次建议张为安去香港地区,他仍然坚持应该去上海。

    “我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会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发动机’将在中国大陆,不会在香港地区或新加坡。如果5年后,我们部门里有人具备扎实的大陆经验将会远比有香港、新加坡经验好的多。”张为安说服了强生总部。

    在如愿到上海之后,作为一个内部的法律顾问,张为安意识到中国大陆的法治正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大多数外资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在公司外部不活跃,信息渠道不畅通,只能依据外部的法律顾问提供建议,所以内部的法律顾问始终难以独立判断外部顾问法律意见可行性。再加上,很多的商业模式不是现有的法律有明确规定。“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的参与这里的法制环境的建设,履行企业公民对于社会的责任。我的主管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张为安说。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修改《产品质量保护法》。张为安经过研究写了一份针对《产品质量保护法》修改稿的意见,通过当时的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当时上海审计局副局长郑健龄(中国制定会计法的领衔提案全国人大代表)提交,没想到这个提案成为当年上海代表团在两会入委的9个议案之一。

    这件事对于刚到大陆不到三年的张为安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和鼓励。

    2001年下半年,人大法工委卞耀武副主任到上海征询企业关于《商标法》第二次修正的意见,张为安是两家被邀请的外企代表中的一家。最后,他所陈述的其中的一部分意见,也被写到了第二次修改的《商标法》中。

    “短短两年间,我的意见被写入《产品质量保护法》的修改条文中,《商标法》的第二次修正也部分采纳了我的意见。我对强生总部表示,在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中,立法机关求知求才若渴,且非常公平透明,完全不会对外企代表持排斥态度。”张为安说。

    “所以,这两次的经验之后,我觉得我担任起外商公司和中国整个法制与法治环境完善的窗口和桥梁的角色,责任非常重大。”张为安说。

    2000年前后,强生系列产品之一的“邦迪牌创可贴”,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被假冒侵权的问题,致使销量狂跌,工厂生产甚至一度全面停工。

    记者查据以往媒体报道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99~2000年度产销“邦迪牌创可贴”的上海强生有限公司市场销售额由此而损失人民币8000~9000万元,下降40%。在最危急关头,该公司70%的销售流失了。

    强生的全球董事长也给出最后通牒,6个月之内如果情况还不能改善,上海强生有限公司将会被关厂撤资。

    “作为一个企业的内部法律顾问,那时候我的观念是内部的法律顾问就要留在内部,让内部客户可以随时找到我。我们当时用外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最好的知识产权咨询公司。并且,每次行政执法部门查到假冒窝点,扣押的假冒侵权产品都是四、五百箱。外部律师报告写得都很漂亮,但是销售无法止跌。”张为安说。

    张为安是强生第一个从总部派到上海来的助理总法律顾问。能否拯救邦迪业务,无疑会影响张为安的事业生涯。“生死存亡”之际,张为安做了两件“异乎寻常”的事:一是,他说服了他的老板,内部法务走出企业内部,亲自去制假现场;二是,在掌握大量事实的情况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

    “我到了一线现场,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和公安机关开展更有效的合作。当地县公安局与药监局也是锲而不舍、拒不受贿、依法办案,他们掌握到的信息与我们自己掌握的信息相匹配。最后了解到,全国17省2市,有将近100家假冒‘邦迪牌创可贴’的工厂。”张为安说。

    此事让张为安很受鼓舞,他特意飞到强生总部,向美国新泽西州参议员介绍了中国执法部门保护强生海外企业权利的情况。参议员亲自写了给驻美李肇星大使对于中国公安机关的表扬信,当这封信通过李肇星大使转交到国内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重视。

    随后,张为安就此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4天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下了一个批示,2000年7至8月,当时的国家技术监督局(现在称“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监督司组织了17个省2市,集中查处生产和销售假冒“邦迪牌”创可贴的专项行动。

    “写报告时,我没有预期有任何回音。但正是这个行动,把强生的业务挽救回来了。”张为安说,事后,强生不但没有撤资,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该新泽西州的参议院还在美国国会投赞成票给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待遇。

     

    品保委的“国际桥梁”角色

    2000年12月,张为安陪同强生董事长拜会吴邦国副总理,会议刚结束,张为安就被吴邦国副总理留下询问了“公司效益与员工士气如何?”,“强生公司还会不会关厂?”,“还有什么是我们能帮你们的?”等问题。

    张为安告诉记者,这些经历与当时他对大陆的理解完全不同。而这些经历也为他之后在中国的发展铺下了基石。

    当天从中南海出来后,张为安对强生董事长说,强生如果未来想要在中国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我们不可能针对日后企业营运面临的问题持续给国务院写报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打造成跨行业的知识产权的领导者的角色。因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知识产权必将是整个法治化的重大环节,那政府听取我们的意见就是听取行业领导者的意见。

    第二,当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这样的影响力可能也会带来后遗症,所以第二件事情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中国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我的大老板说:“落实它!”

    索性,有了强生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在品保委成立的前几年里,张为安可以投入70%—80%的时间参与到品保委的工作中。

    这两项对外资企业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也渐渐的成了对品保委的要求。

    2000年3月,品保委正式成立,当时有28家会员。至今,品保委的会员企业已经发展到200多家。

    这个事件中,张为安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和地方公安机关的锲而不舍、拒不受贿,也见证了中国领导人对于打击假冒侵权的决心与重视。

    2001年,张为安做品保委法律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向会员们介绍了这个故事,并提议,正面鼓舞那些把知识产权案件办得好的执法部门。

    “可以在明年通过会员们提名与不记名投票,把这些执法部门推举出来,请他们参加品保委周年年会活动,由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领导公开表彰,我们则是公开致谢。再把整个过程刻成光盘,请受邀执法部门带回去给当地负责招商引资的部门。”这个建议获得了品保委表决权会员一致的肯定。

    事后,张为安才知道,这件事也报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办公室,获得了吴仪副总理的肯定。这让张为安感到自豪。

    这些年里,品保委已经通过完成一件件秩序井然的事情,把自身打造成为了一个跨行业知识产权领导者的角色,且享有政府部门给予的信赖;此外,品保委也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为了“中国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交流的民间桥梁”。

    对于这一点,品保委内部开始是有不少反对之声,理由是“假冒是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做国际桥梁的角色?”我回答他们,“经历让我看到,我们在国外越有公信力和影响力,政府对我们的重视就越大,我们能跟政府合作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更何况跨境假冒贸易是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从2003年到2013年,张为安历任品保委主席。“十年里,我从来不会由于在外方的场合我不敢去肯定中国政府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我也从来不会不敢在中方的场合具体的谈我们在哪些知识产权领域仍然有不足之处。”

    2012年,张为安以美方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了由科技部万钢部长主持的中美清洁能源论坛,而他的这次参会,是中方代表团向美国代表团推荐而得以成行。“美方了解到,我是通用电气总部的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之后,他们经过考察接受我成为他们的代表团成员。”张为安说。

    中美清洁能源论坛的层级较高,是由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两者在任内签署的合作的备忘录,主要是两国共同应对气候的变化,开展清洁能源的合作。

    “论坛上,美方代表团发言指出,中国必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而中方的几位副部长立刻反击,表示中国刚刚完成国务院领导组织的为期九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果,获得了各界的高度肯定。但,美方对我们中方的努力都视而不见。美方的回应更加激烈。”张为安介绍。

    “轮到我发言,我说中国政府领导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带给很多权利人实质上的利益,通用电气就是其中之一的受益者。这个专项行动,名称是‘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虽然他的名称是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但是它的打击重点是假冒商标与著作权的盗版侵权。”张为安接着说。

    “专项行动的过程中,通用电气的反假冒的工作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为此,我向中方表示感谢。今天在座美方成员所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更主要是在技术领域,比如国家创新政策的实施、国家技术标准的制定、商业秘密的保护等。由于我们法律的滞后,在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保障的确是不足的。”张为安说,这个会场,主要就我们将来在清洁能源里面如何能开展合作而谈,所以我们必须客观肯定中国政府在反假冒、反盗版等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在台面上心平气和的沟通,美方或外方所关心的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相关立法、执法的不完善和如何提高等问题。张为安的发言获得了美方代表团团长荷姆斯副国务卿及中方各个部委领导的肯定。

     

    “好奇心”收获肯定 

    2004年9月7日在厦门举行的国务院领导与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给予品保委评价:“你的品保委很好,是我的得力助手。”

    张为安介绍,其实这件事有一个背景。200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就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问题采访张为安。报道出来后,主题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文中有数据写到,“中国2001年假药致19万2千人死亡”。

    “这么高的人数死亡!我把这篇文章分别给强生或品保委的同事阅读,他们的反应让我始料未及,“反应呈现两级化,一种是国外的主流媒体都是造谣打压中国;另一种是死这么多人,国内媒体都不报道。”张为安问他的同事们,要不要进行查证,把事情搞清楚。他们的回答也让张为安意外,“这不关我事。”

    于是,张为安从采访他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始询问这个数字的来源,记者说他不清楚,他们是一个记者组在采访;张为安找到他们总编,“总编回复数据绝不会错,我们没有查证,但信息来自美联社”;美联社回复张为安,“我们没有查证,但绝对不会错,因为信息来自新华社”;新华社无锡网站的报道引用的则是《深圳晚报》的报道,但《深圳晚报》的报道所述为,“中国人用药常识的不完善,滥用药物、产生药物副作用,药源性疾病致死19万2千人”。到了美联社就变成了假药延误诊治感染致死,华盛顿邮报引用美联社报道之外,加了一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不止于此。

    “后来,我发现,一些英美的学术报道也引用了这个数字,并且表示‘这么大规模的假药致死数据显示人类的苦难’。”张为安说,“之后,我每次出席国际会议,这4篇报道我都会带着,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当外国代表提出这个‘假药致死数据’时,我都会把这些原始报道展示出来。”

    “我不是替中国辩护,而是说明今天我们在一个重要场合谈到这个数据,出现多么严重的失实情况。如果我们对事实掌握不清楚,论坛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张为安在这些场合会一再说明。

    “我的这种诚实且有凭据的澄清不但没有受到抵制,反而在国际活动主办方及外国友人了解完事实后,都表示非常感谢。”张为安说,“回到国内,我个人并没有宣扬此事,但消息传到了商务部和国务院。”

    “2004年8月,在四川广安邓小平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吴仪副总理到达现场,她把我从人群中拉了出去,说我给国家做出了贡献,要继续努力,然后很大方的和我合影。手还搭着我的肩膀,当时我好激动!”张为安说。

    “我问,是因为我在品保委的工作吗?她说,和你品保委的工作没有关系。”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马秀红说:“你在国际场合的发言,我们都知道了。”

    记者追问张为安查询数字来源的初衷,他说:“好奇啊,纯粹就是好奇。因为在中国一个意外的公共安全事故,死亡数10人以上就已经是重大事故了,何况19万人。”

    “尤其是我周遭的朋友说,这不管我的事,我觉得更加要把这个数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我就知道它未来的国际影响会有多大。所以出席国际会议,我会一直带着几份原始报道。”张为安说,我没有想到意外的好奇心,会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我的肯定。

    “一个月后,向吴仪总理汇报工作,我受品保委会员所托,具体介绍地方、行业集中制假售假的情况。我介绍完之后,吴仪副总理说‘你深入细致掌握我们地方工作的不足之处,但却没有一句指责抱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方案’,她说‘你的品保委很好,是我的得力助手’。”张为安说,这句话就是来源于此。

    听过张为安演讲的人,多赞叹他也许有着天生的外交家或演说家的天赋。他为人谦和,好沟通;讲话善于找时机,煽动性强,故事多,逻辑性强;用词也不失法律人谨慎、准确的本色。

    张为安祖籍江苏在台湾地区出生长大。尽管他长期是外企工作人员,但从他在中国大陆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鼓励执法部门打击违法侵权等行动上花出的时间来看,他客观上为中国大陆知识产权环境的变化发展费了很多心,看得出他对家乡大陆的一片“深情”。

    其实,这份“深情”由来已久。虽然,张为安在台湾出生长大,但他的父母亲都是大陆江苏人。“他们在上海结婚后,到东南亚度蜜月,船停在台湾等补给,准备返回大陆,但非常不巧,因为大陆内战,他们没能成功回去。”

    张为安介绍说,其实,当年我到上海来,也有个私人的目的,我想要找到我的家人。“回来上海后,我母亲那边的家人全都找到了。”张为安说。

    30年,一步步走来,张为安现在积攒了好几十大箱他参与知识产权与品保委工作的宝贵文件,有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吴仪副总理所听取的报告,国务院的反馈,美国总统贸易政策顾问在品保委年会肯定上海刑事公诉程序透明化演讲稿等文件等,这些我都留下了。

    张为安说:“作为一个在台湾地区出生的中国人,回到大陆,我觉得对大陆的环境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在大陆工作的过程中,我没受到过一点的歧视,没受到任何的排斥,反而可以跟这么多大陆的朋友,民间的、媒体的、企业的、外资企业的、政府官方的,甚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与外国公私部门都能有这么多良好的互动,看到大陆知识产权人才的成长,尤其是知识产权环境的一步一步完善,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这是我持续参与这项志愿者工作最大的动力来源。”

     

     

     

    对话张为安:知识产权与品保委实务

     

    今年5月,第138届国际商标协会年会在美国奥兰多举行,在“商标拥有者反假冒的解决方案”的论坛上,张为安应邀做了首个发言。当然,在整个论坛中,他的发言并不仅此一个。

     

    论坛里,张为安主要谈了3个主题内容,一个是跨国境非法假冒贸易的路径图;另一个是关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的积极发展,建议继续完善的是“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认定”;第三个是关于恶意抢注商标,中国个别案例已经呈现出积极的效果,证明司法机关确实有决心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下,解决恶意抢注商标的问题。

     

    张为安是资深的外企法律顾问;也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简称“品保委”)的创始成员之一、履职时间最长的主席;是全球范围内非常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倡导者。

     

    关于知识产权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在不断动态变化


     

    记者:这些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有些怎么样的变化,肯定是变好了吗?

     

    张为安:是,在变好。从反假冒、反盗版的角度来讲,刑事侦查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作出大量贡献,品保委的很多会员感受到环境的好转,但是新的挑战仍然层出不穷。

     

    1998年,很多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务人员、政府事务人员常聚在一起谈知识产权保护。那时候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面对的是商标假冒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讨论很多是在技术领域、专利侵权等。

     

    但是,知识产权的侵权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当法律制度与执法有进步之后,制假者只要有利益或者获益的可能,他们会不断的调整他们的模式。我们面临的侵权的情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当我们笼统地用“知识产权保护”评价进步或者退步,往往会产生失焦,应当要分别从商标,著作权、专利、商业秘密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观察。

     

    记者:您认为,具体来说,目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领域,有哪些较新较突出的侵权现象?

     

    张为安:近几年,知识产权侵权情况在不断动态变化。在商标领域,虽然我们的边境海关、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仍有几个新问题较为突出。涉外定牌加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有“世界工厂”之称。既有合法的权利人到中国定牌加工,制造合法商品后出口;也有很多不法的外国贸易商,在世界各国的市场上购买知名企业上市的新产品做为样品,再在中国找人代工加工假冒侵权商品出口。

     

    我们在2002年初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一些行政查处的现场中,查获到商品的包装全部标识的是外文,而工厂的厂长却并不认识这些外文。我们就很好奇,他们连外文都不认识,样品是怎样取得的呢?我们把这些标注“意大利制造”“美国制造”的产品拿回总部,了解到这些产品,很多都是刚刚在某个地区(比如欧洲)上市,亚洲上市的计划都还没有拍定,竟然就已经在中国被假冒了。当时,公司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商业间谍所为,可是后来我们经过实践,抽丝剥茧分析,发现其实不是。而是有一些专业的国际贸易商人,盯住了各行各业市场上销售的好的产品及新上市产品,掌握了样品后带到中国来。过去是通过商品交易会,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将样品送到中国加工出口,现在是通过互联网。

     

    我认为,培养执法人员、法官,以及企业里的知识产权工作者的国际阅历、国际经贸知识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中国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越来越好。由于许多知识产权法官的开明专业与对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认识,积极与品保委和权利人沟通交流,我很欣慰地看到关于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民事判决正逐渐的拨乱反正,陆续做出了正确的侵权判决。

     

    记者:根据您长期总结的经验,怎样打击假冒侵权更为有效?

     

    张为安:从商标的领域来看打击假冒侵权,假冒者往往不是合法企业的经营者,而是地下经济体的运作者,很多权利人接到举报人的举报,最多只能知道造假的地点,而不会知道是由谁经营。如果店面有销售假冒的商品,也很难掌握幕后的供应链。这和发达国家的专利侵权不一样,专利侵权发生在两个合法的公司之间,公司注册情况非常清楚。

     

    所以,过去品保委常面临的问题是行政查处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始终无法削弱假冒的势头。后来我们总结,行政查处发挥的是救火功能,但是因为法律赋予的调查权限有限,所以往往很难找出幕后的操纵者。有效的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能够找出“纵火者”。所以,打击假冒侵权需要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品保委的很多会员也感受到反假冒环境的好转。

     

    2002年,品保委第一次和公安部经侦局开展合作。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海关的边境保护,得到了品保委和很多国际机构的肯定。品保委在2011年、2012年分别提名了海关总署和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竞争国际反假冒机构政府的工作奖。这两年中,这两个单位也分别通过了国际反假冒机构的评选,获得打击假冒政府工作的杰出贡献奖。

     

    品保委

    由“反假冒”到“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机构



    记者:品保委的主席、副主席的人员构成与专业背景是怎样的?

     

    张为安:品保委有一位主席、六位副主席,另外还有六个专业工作委员会,每个工作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及四位副主席。品保委总计有将近四十位志愿者主席与副主席。他们全都是专业人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法律专业人士,也有一部分是政府事务专业领域人士,并不尽然都是知识产权领域。另外,品保委还设有办公室,有八到九位专职人员,负责的执行总监曾任职于全国人大。

     

    有的主席、副主席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工作,但是也许他所在的公司关注知识产权领域。从事政府事务的人士不一定具备法律的专业训练,但是其所在公司关注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和立法,所以政府事务的人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记者: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环境和综合法制环境的变化,品保委的角色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张为安:2004年,我当时预测中国早晚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而品保委成立这么多年,仍然局限于是一个反假冒商标的团体。我曾多次跟品保委总部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总法律顾问面对面交流,他们越来越多关注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议题。因此,品保委必须逐步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机构。

     

    2005年,品保委的专利委员会组建成立。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目标是到2020年要把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随着纲要的发布,很多的配套制度政策也都陆续出台,我们认为品保委必须要能够和政府紧密地在创新政策领域开展合作。于是,我建议,把专利委员会的名称改成“专利与创新委员会”。

     

    专利与创新委员会在2005年成立后,不仅积极参与了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的工作,还为包括职务发明条例、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提供意见;在技术领域方面,专利与创新委员会为2002年的进出口管理条例在现阶段能不能适应引入技术的趋势要求提供了意见;在商业秘密领域,专利与创新委员和法律委员会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品保委的法律委员会也是表现非常杰出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多是国内国外的律师,而且有多年诉讼的经验,有政策领域的经验。这两个工作委员会与我们传统的“反假冒”主席团的工作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品保委的“反假冒”成员的优势是在假冒商标的打击,专利与创新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则补足了品保委过去不足的地方,在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民事诉讼的政策领域成为发挥作用的骨干。

     

    记者:品保委转型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机构,涉及到很多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或许会和我们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为安:当年品保委成立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关心我们的官员表示,我们都是外企的员工,我们谈“反假冒”涉及到对外贸易,早晚会跟国家利益冲突。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品保委的宗旨是合作。如果我们认为现阶段有十件事情需要尽力完成,但是由于受环境的制约,可能只有两件事能做好,那么我们就会先集中精力把这两件事做好。做好之后,虽然国际主流媒体不会报道中国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果,但是我们可以在国际场合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合作经验之后,双方的互信、理解的程度增加了。我们再去针对剩下的8件事,看看有哪些事是能够做的。

     

    由于有这么一个操作的模式,品保委在反假冒领域和政府建立了很强的互信跟合作关系。而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所面对的知识产权问题,是我们的会员企业,甚至外国政府、外国商会讨论的重点。即使品保委不转型,未来五年后,也是中国必然要面对的。

     

    如果五年后品保委转型成熟,对于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有了深刻的掌握;对政府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国外传播出去,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误解,我们就能做出澄清。同时,对于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能够和政府说得清楚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反问这些官员,如果五年后,我们转型成熟了,你认为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品保委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

     

    每一个给我“善意警告”的官员都说,“你的眼光看得很远,看来你是对的”。这些对话发生在2005年,如今品保委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环境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证明2005年品保委定下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记者:品保委通常所站的立场是什么?

     

    张为安:品保委的工作不是站在中方立场或外方立场,而是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能不能深入掌握事实,而且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表达。我觉得只要我们是针对事实,客观地发言,尽可能地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外方都可以找到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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